[40]这些争议表现出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碰撞，结果是一边倒地坚持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该原则只能使法院而非法官成为独立审判主体。
二审判决责令五莲县人民政府采取补救措施。在集体讨论成为行为法制度后，法院在审查征收决定的合法性时，可以直接审查征收决定的程序即集体讨论的合法性。
早在1982年《宪法》颁布之初，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参与宪法起草工作的张友渔先生就撰文指出：行政机关的会议制度不同于委员会制的是不采取一人一票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而是经过集体讨论后，行政首长根据权力机关的决策和上级的指示，结合实际，可以作出自己的决定和处置办法。于是，行政行为的典范是一个单方面的意志宣告。[22]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人文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160页。最高人民法院在叶胜等案判决中指出，组织法上的职权是不针对具体行政领域的、宏观意义上的管理职权，在没有行为法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不能作为要求人民政府履行特定职责的依据。通过协商集体讨论决定。
[9]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4年）第3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暂行组织法》（草案）第5、16、196、197条，载北京大学法律系宪法教研室、资料室编：《宪法资料选编》（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4、65、106、116页。又如，《江苏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设立了省政府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省长办公会议、专题会议和全省性会议制度，其中第15、16条分别规定了省政府全体会议和常务会议的任务。《行政诉讼法》出台前，按照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尽管权责清单在性质上与德日行政法学中的行政规则具有一致性，但是根植于中国法治实践的权责清单具有与之不同的制度功能和法律效力，彰显出鲜明的中国特质。二是行政机关除了有作为管理者的行政主体身份外，还有可能作为民事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身份。例如，效益元素对应高效便民原则和服务型政府，秩序元素回应行政法定和管制型政府，如将两种元素混淆或者分离，则存在严重的法治风险。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则直接明确了依法行政六项基本要求，即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
通过运用法理思维方式，可以对行政立法、执法、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法治元素综合融入法理的原则、价值和精神，进而上升为行政法学理论体系，推进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学术品质提升。如运用法理思维将效益和秩序置于正义元素之下，则可达致和谐统一，这是因为，正义元素始终是良法的最高价值形态。
此外，如何通过审判妥善解决纠纷作为法解释学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行政法教义学发挥功能所在。第二，以行政行为为支点的行政行为法体系。另一本则概括为依法行政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程序正当原则、诚信原则、高效便民原则、监督和救济原则。而任何裁量决定，都必然涉及对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考量，是一个复杂的利益衡量过程。
无论上述反思的着力点如何各有侧重，服务于当下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发展的时代潮流，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其二，反思性重构功能。基于学术史和法律关系等复杂性原因，相较于民法学和刑法学，行政法学在基本范畴深化研究上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演化规律，未来发展应立基于现有制度和理论，坚持本土化和正当性。
同时，虽然我国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行政行为形式论基础上，已基本形成了行政立法、行政决定、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确认等行政行为体系，并已同步对行政行为的相关概念及内容、形式、程序、效力、构成要件、合法要件、瑕疵行政行为等核心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但也仍有争议。而实定法体系作为基础和前提，确保了学术体系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始终植根于本土实践，彰显中国特质。
其次，关于行政行为体系，应当从多元方法论的角度加以补充完备。行政裁量广泛存在于行政权行使全过程，于政府实现行政的能动性和个案正义必不可少。
如何以中国行政法规范体系为基础和依据，深度思考新情势和新问题关涉的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责任等基本范畴，挖掘内含于制度规范之中又发挥本源性指导作用的诸如正义、秩序、效益等统摄元素，都需要启动法理思维的规范性功能。1999年《行政复议法》的颁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行政复议制度。例如，有学者主张自由和权利保障、依法行政、行政效益三原则说。理论体系是学术体系的核心，主要由行政法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体系及范畴体系构成。前者主要从行政主体这一单线出发，围绕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与行政救济构建体系。第二，行政行为理论的中国化及其表征。
（二）以法理思维提升学术品质 长期以来，行政法学者运用法理思维融贯性解释并模式化构建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以法理思维提升其学术品质并有效化解行政法治实践中的新情势和新问题，充分展现了法理思维方式的积极功能，也是未来值得深耕的方向。这具体可以在行政法教义学的作业中得以体现。
再如，关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不仅是行政诉讼制度设计的核心要义和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也是行政复议发挥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的根本目的，都需在各自体系中展开个性化研究。法理思维的参照系首先是法律规范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基本法律概念和赋予其规范性意义的因素，需始终将我们心中的法律看成我们生存的重力，做到不把目光偏离于实定法体系。
在制度层面，既要考量现有法律规范及制度实践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又要考量其本土化需求以及理论重构和制度重建问题。第一，以行政机关为支点的行政组织法体系。
其中，政法法学侧重政治因素对行政法学术研究的影响和价值偏好。最后，行政救济体系应当被看作一个系统，深度研究行政内救济体系和行政外救济体系之间及体系内部的独立性和衔接性。如关于行政行为效力的公定力，就存在有限公定力说和完全公定力说两种观点。可以说，中国行政法学的产生，正是以行政诉讼为事实标志。
在当下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实践已全方位展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以有力推进，这对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根本上开辟了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建设的可能性空间，同时也为检验中国行政法学学术体系的发达程度提供了现实标准。例如，信访在我国是一项特殊的制度存在，其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互之间的关系尚需清晰界分。
其中，实定法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基础，理论体系是学术体系的核心，而方法体系则是连接实定法体系和理论体系的纽带和转化器。2.要素确立：革新或调整的必要性 观察我国行政法学范畴体系演进脉络发现，学界对于如何选择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这两大要素，以及对其内在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需要革新或调整的问题，仍存争议。
同时，《行政诉讼法》专章规定侵权赔偿责任，由此催生了1995年《国家赔偿法》的出台。其二，在行政法理论基础辨识的过程中，逐步达成了一项基本共识，即我国早期承继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管理论基本被超越和舍弃，开始从法学角度思考和定位行政法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
我国行政实定法体系为法教义学提供了源泉，法教义学也体系化地诠释了行政实定法体系，赋予其更大活力。尽管以上诸说仍有讨论空间，但其贡献有三：其一，行政法理论基础作为行政法学必须首先回答的行政法哲学最核心问题被纳入研究视野，标志着我国学者开始从深层次和本源上探究行政法学理论体系生成的基点和归宿。反观《行政诉讼法》表述行政诉讼被告的行政机关用语，存在较为明显问题。当然，推进建基于中国行政法治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还必须将立足本土实践与汲取域外经验相结合。
行政法学方法体系，是指推动行政法学生成、发展及成熟的各种研究方法，进行类型化划分而形成的内在逻辑统一的整体。其主要特点是将经验运用到对事实的判断和法律规范的适用之中。
2014年，《行政诉讼法》在实施25年后再次得到了系统全面修订。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有学者开始对这两个原则提出质疑，并从不同维度尝试构建更为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体系。
在此推动下，我国于1997年、2004年、2011年先后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三大中游规范的支架性法律，被称为我国行政行为领域的立法三部曲。裁量基准即在法律授权范围内通过对裁量权予以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而形成的具体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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